• 美国转基因研究的风雨历程(上篇)

    在转基因技术之前,中国人从未对某种科技产生全民层面的观点对立和激烈交锋。尽管大部分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的兴趣远远不及他们对明星绯闻、娱乐八卦的热心,但对科学技术、及其对自己生活的改变始终保持张开双臂拥抱的姿态,对科学家充满了崇敬。但这一次局面大不相同。​
      在新近形成的“反转派”和“挺转牌”两个阵营中,分别聚集了原来政治立场不同,在网上吵翻天的专家学者、公众人物甚至普通网民。而大部分普通民众则出于对于自身健康的天然关注和未知事物的天然恐惧有所保留的站在“反转派”一边。​
            转基因实验​
    30年前,这一幕在美国也同样上演过。​“莱斯利·格里克靠制造生物谋生。通过小心的混合试管里的溶液,他改变了某些普通细菌的基因,创造出可用于特殊任务的能力更强的种类,比如能制造胰岛素或者把垃圾转变为料。”1980年6月29日的《纽约时报》用一篇近5000字的长文追溯了过去的几年围绕着基因重组也就是转基因技术所经历的博弈,以及目前基因重组技术在美国迅速商业化的进展。在这段开场白中,作者用“制造生物”做噱头吸引人们的球。​
         1953年,英国科学家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DNA,这是现代生物学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足以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提并论。从此,生物学进入了分子生物学的时代。科学家们发现,生物的基本信息是通过DNA也就是基因传递的。基因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使后代出现与亲代相似的性状。也通过突变改变这自身的性,储存着生命孕育、生长、凋亡过程的全部信息,通过复制、转录、表达,完成生命繁衍、细胞分裂和蛋白质合成等重要生理过程。生物体的生、长、病、老、死等一切生命现象都与基因有关。它也是决定生命健康的内在因素。​
        如果科学家对DNA进行改变,就可以重新控制生物体的遗传性状并制造出新的生物。到了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实现了基因的编辑重组,甚至可以让来自于不同物种的基因片段进行传递,这就是转基因技术。这项技术可以将基因从一个生物体引入另一个生物体内,从而改变生物的生命特性。​
     “这就是被称为重组DNA的近乎神秘的技术。有了这项技术,基因就能被剪开并以新的形式重新组装起来。基因改变可以制造新药,清除垃圾或者改变农作物的特性《纽约时报》的报道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了转基因技术的原理。​当科学家们在实验室中埋头苦干,在基因重组技术方面不断推进同时,民众和公众舆论中对于转基因生物危害的担忧也开始扩散。科学家们自己也对转基因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产生了担忧。1973年,一些学者呼吁美国国家科学院调查这项新技术的危险性,随即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召集了一组当时最为杰出的分子生物学家研讨该问题。1974年7月,委员会在著名分子生物学家伯格的带领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伯格来信”,建议全世界的分子生物学家自愿地暂停重组DNA研究,并召开国际会议讨论这项技术的安全性和控制其潜在风险的规则。​
      1976年6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公布了重组DNA研究规则。规则将生物研究中的动物分为几个等级,等级越高,限制越大;按照不同等级要求对这类重组DNA实验的设计、流程、实验室结构和实验用生物材料进行不同等级的防护措施,以减少其扩散的可能性。由于规则过于严苛,让科学家们在事实上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研究,大多数实验室停止了对基因重组技术的研究。之前已经跃跃欲试的不少大公司由于对这项研究前途未卜,也停止了投入和赞助。​
          转基因技术存废争论​
     令科学家们未曾料到的是,他们对基因重组的谨慎和负责任的态度被舆论和公众曲解为这项研究具有重大的隐患,一时间反对基因重组研究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众多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也把基因重组可能带来的可怕结果作为创作题材。恐慌开始蔓延,人们担心基因重组研究会创造出难以人类难以控制的怪物。与此同时,阴谋论也开始甚嚣尘上,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一些科学家被邪恶势力收买要达到不可告人的恐怖目的。政客们也从中看到了争取选票的好机会,纷纷将自己打扮成反对转基因的斗士,为转基因研究设置重重障碍。​
       “事实上经过两年对重组DNA研究的禁止——这期间对其危害性进行了研究,国家卫生研究院于1978年发布了关于DNA的严格准则。然而,逐渐的,随着试验工作的积累,并没有什么致命的菌株从哪家实验室意外逃脱,这导致这家机构大大放松了他们的准则。研究人员发现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带来什么意外。”《纽约时报》的长篇报道没有用太多篇幅回顾过去的几年围绕基因重组技术研究存废问题上的激烈交锋。事实上,除了用事实教育大众,科学家们也都不再沉默,而是勇敢的站出来,在大众媒体发表文章,在会议上发表演讲,让大众理性的认识基因重组技术危害的可控性,以及可能对医学、农业、环境保护带来的巨大改变。​
        经过科学界的不懈努力,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终于在1978年年底出台了新的管理条例,取消过于严苛研究限制,结束了转基因研究长达5年的原地踏步。一直处于漩涡中心的科学家伯格用一段充满哲理又意味深长的话总结了这段历史:“我们最终赢得了公众的信任,源于那些正在参与这项工作也最有理由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可以对风险置之不理的科学家们唤起了对这些实验潜在风险的注意;尽管面临前所未有的情形,科学家们自愿呼吁暂停了与他们自身关系紧密的实验本身并自愿承担责任,对这些风险进行了评估和处理,这些是值得赞赏的、富有道德感行为。最终科学战胜了恐惧。1980年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结果裁定,由通用电气的一位科学家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发明的一种可降解原油的微生物可以获取专利。这项决定为当时还处于探索阶段的生物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扫清了道路。在此之后,转基因技术在医学和农业上的应用突飞猛进,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的农作物开始大规模种植。公众对于转基因技术的认识也不断提高,在2012年美国加州公众通过投票否决了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的提案。如今,在美国虽然反对转基因技术的声音虽然一直存在,但基本上已经从主流人群和主流媒体中退出,作为一个言论自由国度观点多样性的标本而存在。从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专赴美国拍摄的长记录片的采访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那些被当做专家采访的人的边缘状态。对于美国科学界来说,转基因技术的存废讨论已经是翻过去的一页。​在中国,来自宗教信仰对于民众在转基因问题上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人们的担心来自于对科学的漠不关心和对生命健康的高度关注。中国的科学界没有参与公众话题讨论的传统,科学家们不愿意因此引火烧身。但在媒体话语权普遍被缺乏科学素养的人文知识分子把持的背景下,科学界的缺席必然导致舆论的一边倒。
        对于中国来说转基因研究如果不能从舆论环境上来一次反转,必将影响中国在转基因研究上的进度,丧失在这个领域潜藏的机会。​

    美国转基因研究的风雨历程(中篇)

    摘要:商业的促进、政府的规范使转基因技术在美国发展成为巨大的产业。把美国转基因技术和生产的合法化以及迅猛发展说成是一个公司或利益集团游说的结果是无稽之谈。在一个依靠选票来更换领导人的国家,要买通所有的政客和科学家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
       1980年,是转基因技术产业化的元年。
    ​   这一年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裁定,由通用电气的一位科学家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发明的一种可降解原油的微生物可以获取专利。这项决定为当时还处于探索阶段的生物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扫清了道路。​
      在此之前,人们更担心的是核爆炸和化学工业可能带来的生物变异,日本上世纪50年代首创的电影《哥斯拉》被反复翻拍并衍生出《汉江怪物》之类的电影,反应的是人们内心深处对生物变异可能引发灾难的恐惧。如果人类科技发展的意外都可能带来不知道什么样的“怪兽”,那么当人类可以任意的剪辑组合基因顺序,就真的不知道可以搞出什么样的不可预知的结果呢。​
        实际上,人们在认识自然、掌握科学的过程中,产生这种朴素的担心并不奇怪。科学总是会被远离科学的大众所共有传统和愚昧所误解。从布鲁诺被教会烧死,到慈禧太后相信铁路会惊动大清的龙脉都是这种必然矛盾的典型案例。除了担心科学本身,人们还担心谁会掌控科学。一旦科学被狂人、恶魔或者敌人控制,科学也就不再单纯是人们探索自然改变命运的正能量了。中国人现在对转基因的担心,同时交织着这两种情绪。中国目前民众的科学素养和社会发展阶段下,人们还不习惯于把科学成果和科学成果被滥用分成两个问题来讨论。​
      引人注目的基因泰克​
        然而,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既不取决于教会也不取决于政府,更不取决于大众,而是取决于商业。从十九世纪开始,商业就成为推动人类好奇心前进的最主要动力,而在二十世纪的美国,这种推动作用占据了几乎绝大部分领域。​
       “有十多家小公司似乎已经制造出用重组DNA过程制成的商业化产品,而且既然最高法院已经裁定在实验室里创造的新的生命形式可以获取专利,进步就可能来的更快一些。”1980年 6月 29日的《纽约时报》在报道最高法院的这项划时代裁决的同时,也挖掘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小公司,它们中的一些,在若干年之后成长为世界性的领先企业。​最典型的案例是基因泰克公司,它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生物技术公司。1975年,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年仅27岁的罗伯特·斯万森嗅到了基因重组技术可能带来的商机。他主动找到DNA重组领域的奠基人赫伯·玻伊尔教授,动员他和自己合伙成立一家基因技术公司。一位乳臭未干的风险投资家和一位大科学家的合作创立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行业。 罗伯特•斯万森麻省理工化学学士学位和商学院MBA的学历背景帮了他的忙,让他能够搞有能力搞明白究竟是谁走在了科学研究的前端,同时也能搞明白谁的研究可能产生商业价值。​
       1978年,基因泰克公司成功合成了生长激素抑制素。这一重大突破虽然离商业化依然遥远,但使学术界和企业界对基因泰克刮目相看,风险投资自然纷至沓来。1980年10月14日,基因泰克公司股票成功IPO并在纳斯达克上市。这是一家还没有一个完整意义上产品的公司,这是一家总收入只有900万美元,税前利润仅为30万美元,成立只有四年的小公司,然而它却上市了。基因泰克的股票在上市后的第一个小时,股价就从35美元上涨到88美元,即使在频频创造财富奇迹的纳斯达克,这样的上涨速度都是少见的。实际上,直到1985年,基因泰克公司才真正推出自己的生物医药制品——人体生长素。​
        风险投资虽然在基因重组产业上有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基因泰克公司内部,科学和科学家仍然被摆放在最尊贵的位置上。一些顶级的科学家在这家公司享有特殊待遇:笑纳最高级别的薪酬却不用承担任何管理职能,公司甚至允许他们花大量时间在非公司项目的研究上。​
        孟山都成为领跑者​
     随着转基因技术在法律层面的障碍消除,一些大公司也开始大举进入到这一研究领域,并将转基因应用从医药领域推进到农业领域。全球农业领域最著名的公司孟山都成为领跑者。1993年,世界上第一种转基因食品——转基因晚熟西红柿正式投放美国市场。这种西红柿耐存储的特性使其货架寿命大大延长。此后,抗虫棉花和玉米、抗除草剂大豆和油菜等10余种转基因植物获准商品化生产并上市销售。​在此之后,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和种类急剧增加。1996年,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总面积仅为170万公顷,之后转基因作物面积一直以两位数以上的速度增长。目前全世界有50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开展转基因作物种植或实验。其中,农业生产技术最发达的美国占到了总种植面积的进70%。被商品化的主要转基因作物有大豆、棉花、油菜和玉米四类。从性能上区别上,转基因作物也分为四类:一是可抵御害虫侵害、减少杀虫剂使用的作物;二是抗除草剂作物;三是抗疾病作物;四是营养增强性作物。
      监管程序规范发展​
          解除了法律上的障碍,美国并非对转基因研究和产业化放任自流,而是在一套严格的监管程序下规范其发展。1984年,联邦政府建立了一个跨部委工作小组,其主要工作目标就是确保政府在生物技术产品从实验室到市场这一过程中,对健康与环境安全的影响及后果能够监管。其工作原则是,既要考虑保障健康与环境安全,又不能挫伤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1986年,在该工作小组的建议下,美国联邦政府公布了一个有关生物技术的协调管理框架书。框架书中阐述的联邦政府的结论是:经生物技术改造过的生物体同普通生物体相比,没有根本的区别。因此,对转基因产品的监管不需要专门立法,只需要对其产品进行检验,无需对研究和生产过程进行监管。​
        在这一管理框架下,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USDA(农业部)和EPA(环境保护局)三家机构,构成了转基因安全性审查的三道防线。USDA是第一道,审查的是一个转基因作物是否会成为超级杂草和新的病原。EPA把守的是第二道防线,他考虑的是种植该转基因作物对当地生态环境可能的影响以及作为食物,对人体健康可能的影响。最后是FDA的第三道防线。FDA关注的是成品食物中是否含有有毒、有害成分或潜在有毒、有害成分。还有该食品成分是否与众不同,是否需要标记,以及怎样标记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部门并非中国人理解的部委局,除了行政职能,这些部门本身就是实力雄厚的科研机构。以FDA为例,其在马里兰州的总部拥有近1万名员工,其中大部分员工是科学家。因此,把美国转基因技术和生产的合法化以及迅猛发展说成是一个公司或利益集团游说的结果是无稽之谈。在一个依靠选票来更换领导人的国家,要买通所有的政客和科学家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商业的促进、政府的规范使转基因技术在美国发展成为巨大的产业。因为对未知的恐惧而拒绝科学上的跟进,这种井底之蛙的阴谋论,除了进一步阻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好处。​

    转基因食品名单公布

    资料图片:由于淀 粉 组 成 发 生 改变 , 转 基 因 甘 薯(右)与传统甘薯在喷洒碘液后的不同反应 (2009年10月22日摄)。

    转基因食品一直备受关注,网上流传的“转基因食品名单”靠不靠谱?一些所谓“鉴别转基因作物方法”正确吗?国家正式批准生产或进口的转基因作物有哪些?就这些问题,农业部及专家学者给予了解答。
    
      我国转基因作物有哪些?
    
      【回应】已批准安全证书的有棉花、水稻、玉米和番木瓜;只有棉花、番木瓜批准商业化种植
    
      “截至目前,我国批准了转基因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并在有效期内的作物有棉花、水稻、玉米和番木瓜。”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副研究员谢家建介绍,证书的发放是根据研发人的申请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评审,经部级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批准的。证书的批准信息已经在农业部相关网 站 上 公 布(http://www.moa.gov.cn/ztzl/zjyqwgz/),各批次的批准情况都可以查询。
    
      取得了转基因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并不能马上进行商业化种植。谢家建介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要求,转基因作物还需要取得品种审定证书、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才能进入商业化种植。
    
      根据《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申请品种审定证书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人工选育或发现并经过改良;与现有品种有明显区别;遗传性状稳定;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一致;具有符合《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的名称。生产许可证审批、经营许可证审批都需经企业注册所在地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审查意见。“目前,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尚未完成种子法规定的审批,没有商业化种植。”谢家建表示,“我国已经进行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棉花和番木瓜。”
    
      我国批准进口用作加工原料的转基因作物有大豆、玉米、油菜、棉花和甜菜。这些食品必须获得我国的安全证书。
    
      据了解,我国制定了《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审批办法》《进出境转基因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等,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农业部门负责转基因生物标识的监督管理,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进口农业转基因生物在口岸的标识检查验证。据介绍,这些管理制度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落实,标识做到了应标尽标。
    
      与传统食品不同就是转基因?
    
      【回应】目前市售圣女果、彩椒、小南瓜、小黄瓜都不是转基因食品
    
      网上流传一份转基因食品名单,包括“圣女果、大个儿彩椒、小南瓜、小黄瓜”,对此专家并不认同。
    
      中国农科院生物所研究员王志兴说,小番茄也叫圣女果、樱桃番茄,是自古就有的番茄品种,只是因为个头小、采摘不便、产量低,最早仅作为观赏用,后来发现食用方便,口味经过改良后逐渐流行。个头小是天生的基因差异,不是转基因的结果。
    
      中国农科院油料所副研究员吴刚表示,圣女果更接近人工驯化前的野生状态,其实野生的板栗、核桃、苹果等也都远小于常规栽培品种。人类驯化野生植物一般是为了提高产量,主要做法是增大果实,但随着人们对食品要求的多样化,出现了很多小型化的瓜果蔬菜,如早春红玉西瓜等。这些小型化品种都来源于带着祖先原始基因的种质资源,与转基因无关。
    
      吴刚说,小南瓜和小黄瓜也不是转基因食品,仅仅是未充分成熟的南瓜和黄瓜。如果继续在田间种植,小南瓜和小黄瓜最终会生长成普通的大南瓜和老黄瓜。
    
      关于大个儿彩椒,吴刚表示,大个儿彩椒含有不同类型的花青素,表现为更丰富的颜色。花青素的变异在植物中很常见,像鲜花同一个品种就有不同颜色,萝卜也有红萝卜、绿萝卜、白萝卜等。“我国曾经批准过抗病毒甜椒的商业化种植,但与常规甜椒相比,转基因甜椒并没有明显优势,因此被市场自然淘汰。”
    
      吴刚说,在有些品种中,突变产生的颜色甚至取代了野生的颜色,成为栽培品种的主流,如原始的胡萝卜以紫色居多,现在最常见的橙色胡萝卜是荷兰育种家根据荷兰国旗颜色选育出的。因此,目前市场上在售的果蔬,其颜色跟转基因没有什么关系。
    
      王志兴解释,棉花、辣椒、玉米、水稻等有不同颜色,是天然存在的遗传基因差异,并非转基因的结果。比如彩色棉花从古就有,但由于彩色棉花纤维短、强度差,过去很少种植,而现在因为不染色吸引了部分消费者,农民就开始种植了。彩色辣椒也是天然存在的,只是过去未大面积种植,普通消费者很少见到。
    
      吴刚表示,以上这些瓜果蔬菜都是常规育种手段非常容易做到的,用转基因反而是不经济的做法。“常规育种主要通过选育获得具有新性状的新品种。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选’。自然发生的基因变异,往往也是随机发生的。”吴刚解释说,“无论大小、颜色,在自然界的自然突变体中,都可以找到。育种家做的工作仅仅是将这些突变体找到,并和其他好的性状聚合到一起,成为品种。”吴刚介绍,番茄、甜椒、南瓜、黄瓜在国内外都曾有转基因研究并获得转基因植株,其中仅有番茄与甜椒获得过世界范围内商业化种植的批准。商业化种植过转基因番茄的国家有美国(6种)、墨西哥(3种)、日本(1种)、中国(1种,“华番一号”)等。
    
      吴刚解释,早期没有延熟番茄,转基因的延熟番茄储藏期长是个优势。但随着科技的发展,育种家们获得了非转基因的延熟番茄,转基因番茄在储藏方面的优势不再,产量低就成为很大一个问题,又因皮厚口感差,直接被市场淘汰。
    
      “自从1998年以来,全世界已经没有新的转基因番茄获准商品化种植。在我国,转基因番茄已经退出市场。”吴刚说。

    “转基因稻种失控”是一场食品安全事故

    ■ 观察家
    
      央视记者在超市扛几袋米就能查出转基因,当地农民随便在田里看一眼,就能分辨出转基因水稻。湖北农业厅用了纳税人那么多钱,抽检上千样品,却找不出“转基因”。
    
      据央视报道,记者在湖北省武汉市的一家大型超市,随机购买了5种大米。随后将这些大米送往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五种大米中,有三种含有转基因成分。记者随后调查发现,当地种子市场上有转基因抗虫稻种在销售,许多农民在种植这种转基因抗虫稻。
    
      此前,曾不断有媒体报道,湖北市售的大米中含有转基因成分,当地一些农民在种植转基因稻。有国际组织还在武汉抽样大米,送到国外检测,称发现转基因成分。但对于这些消息,有关部门一再否认。今年5月,湖北省农业厅方面称,其在省内抽取水稻种子、植株、大米等样品1300多个,检测结果尚未发现一例样品含有转基因阳性成分。
    
      但央视的调查和国家权威部门的检测,戳破了“湖北没有市售转基因大米”的假象。央视记者在超市扛几袋米就能查出转基因,当地农民随便在一块田里看一眼,就能分辨出转基因水稻。而湖北农业厅用了纳税人那么多钱,抽检上千样品,却找不出“转基因”。两相对比,不禁让人哑然。
    
      这些非法的转基因稻种是如何流出的?作为最初种子的源头,华中农业大学否认是自己泄露的,转基因稻种包装上的生产商,也否认是自家生产的稻种。而一般农民没有制种能力,更是不可能。央视的调查没找出种子来源,但种种信息显示,湖北地区存在着一个规模可观,从制种到售种的地下产业链,这样的产业链正在让转基因稻种走向失控。
    
      如此现状令人忧虑,转基因稻种侵入农田,并与其他稻种杂交,这对于农业乃至物种安全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转基因大米在公众被蒙蔽的情况下,被大量消费,公众的知情权被置于何地?国家至今未批准转基因大米进行商业种植,显然是考虑到这项技术仍存在的风险,但现实中的转基因大米种植销售,事实上突破了审批关口,令国家法令成为一纸空文。
    
      对于转基因稻种失控,有关方面必须追查源头。不但要追查出这些转基因稻种的最终来源,锁定相关责任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也要查清一些地方的农业部门为何对于转基因大米蔓延漠不关心,其中,有没有官员存在失职渎职。还有,就是要查清并公布目前转基因大米的扩散现状,包括种植地点和面积数据,含转基因大米的品种,产量以及市场销售流向,收缴这些大米,同时向民众发出消费警示。
    
      我们现在重视食品安全,转基因稻种的失控,其实就是一场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此前,中国出口米制品被发现转基因成分后,有关国家启动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反观国内,却是一片平静。无论如何,这种对于转基因非法扩散的无动于衷不能再继续下去。转基因虽非洪水猛兽,但可怕的是隐瞒。对于央视的曝光,湖北以及国家农业部门应当正面回应,给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刘戈:为何中国反转基因力量比美国更加立体

    资料图:刘戈
    
    原标题:刘戈:对比美国转基因研究 为何中国反转基因力量比美国更加立体
    
    作者刘戈,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刊于人大重阳网。
    
      
    
      在转基因技术之前,中国人从未对某种科技产生全民层面的观点对立和激烈交锋。尽管大部分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的兴趣远远不及他们对明星绯闻、娱乐八卦的热心,但对科学技术、及其对自己生活的改变始终保持张开双臂拥抱的姿态,对科学家充满了崇敬。但这一次局面大不相同。
    
      在新近形成的“反转派”和“挺转牌”两个阵营中,分别聚集了原来政治立场不同,在网上吵翻天的专家学者、公众人物甚至普通网民。而大部分普通民众则出于对于自身健康的天然关注和未知事物的天然恐惧有所保留的站在“反转派”一边。
    
      30年前,这一幕在美国也同样上演过。
    
      “莱斯利格里克靠制造生物谋生。通过小心的混合试管里的溶液,他改变了某些普通细菌的基因,创造出可用于特殊任务的能力更强的种类,比如能制造胰岛素或者把垃圾转变为燃料。”1980年6月29日的《纽约时报》用一篇近五千字的长文追溯了过去的几年围绕着基因重组也就是转基因技术所经历的博弈,以及目前基因重组技术在美国迅速商业化的进展。在这段开场白中,作者用“制造生物”做噱头吸引人们的眼球。
    
      在西方世界中,美国是一个宗教势力非常强大的国家。这和这个国家发达的科技水平以及教育普及的程度完全不匹配。在欧洲,随着科技和教育的发展,社会主流人群大多远离了宗教,而这一趋势在美国十分不明显。在基督教看来,自然万物是上帝缔造的。如果有人能够创造新的物种去“制造生物”,岂不是打乱了上帝对世界秩序的安排?
    
      在北京中关村的一个十字路口有一尊用铜制作的雕塑,两片看起来像胶片的东西呈螺旋状交织在一起,这就是DNA——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双螺旋结构。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这个双螺旋结构和原子结构被看做是科学的图腾。
    
      1953年,英国科学家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DNA,这是现代生物学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足以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提并论。从此,生物学进入了分子生物学的时代。科学家们发现,生物的基本信息是通过DNA也就是基因传递的。基因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使后代出现与亲代相似的性状。也通过突变改变这自身的特性,储存着生命孕育、生长、凋亡过程的全部信息,通过复制、转录、表达,完成生命繁衍、细胞分裂和蛋白质合成等重要生理过程。生物体的生、长、病、老、死等一切生命现象都与基因有关。它也是决定生命健康的内在因素。
    
      如果科学家对DNA进行改变,就可以重新控制生物体的遗传性状并制造出新的生物。到了上世纪70年代,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实现了基因的编辑重组,甚至可以让来自于不同物种的基因片段进行传递,这就是转基因技术。这项技术可以将基因从一个生物体引入另一个生物体内,从而改变生物的生命特性。
    
      “这就是被称为重组DNA的近乎神秘的技术。有了这项技术,基因就能被剪开并以新的形式重新组装起来。基因改变可以制造新药,清楚垃圾或者改变农作物的特性。”《纽约时报》的报道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了转基因技术的原理。
    
      当科学家们在实验室中埋头苦干,在基因重组技术方面不断推进同时,民众和公众舆论中对于转基因生物危害的担忧也开始扩散。科学家们自己也对转基因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产生了担忧。1973年,一些学者呼吁美国国家科学院调查这项新技术的危险性,随即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召集了一组当时最为杰出的分子生物学家研讨该问题。1974年7月,委员会在著名分子生物学家伯格的带领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伯格来信”,建议全世界的分子生物学家自愿地暂停重组DNA研究,并召开国际会议讨论这项技术的安全性和控制其潜在风险的规则。
    
      1976年6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公布了重组DNA研究规则。规则将生物研究中的动物分为几个等级,等级越高,限制越大;按照不同等级要求对这类重组DNA实验的设计、流程、实验室结构和实验用生物材料进行不同等级的防护措施,以减少其扩散的可能性。由于规则过于严苛,让科学家们在事实上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研究,大多数实验室停止了对基因重组技术的研究。
    
      之前已经跃跃欲试的不少大公司由于对这项研究前途未卜,也停止了投入和赞助。“虽然有一段时间各种各样的大公司通过股权、合资和研究合同将自己与那些小的基因公司联系在一起,但他们直到最近才制定出自己在基因工程上的发展计划。他们之所以犹豫观望,源于社会上对重组DNA的可能产生危害的狂怒态度。他们害怕这种争议导致长期不利的舆论环境和政府管制。”《纽约时报》的报道这样写到。
    
      令科学家们未曾料到的是,他们对基因重组的谨慎和负责任的态度被舆论和公众曲解为这项研究具有重大的隐患,一时间反对基因重组研究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众多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也把基因重组可能带来的可怕结果作为创作题材。恐慌开始蔓延,人们担心基因重组研究会创造出难以人类难以控制的怪物。与此同时,阴谋论也开始甚嚣尘上,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一些科学家被邪恶势力收买要达到不可告人的恐怖目的。政客们也从中看到了争取选票的好机会,纷纷将自己打扮成反对转基因的斗士,为转基因研究设置重重障碍。
    
      “事实上经过两年对重组DNA研究的禁止——这期间对其危害性进行了研究,国家卫生研究院于1978年发布了关于DNA的严格准则。然而,逐渐的,随着试验工作的积累,并没有什么致命的菌株从哪家实验室意外逃脱,这导致这家机构大大放松了他们的准则。研究人员发现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带来什么意外。”《纽约时报》的长篇报道没有用太多篇幅回顾过去的几年围绕基因重组技术研究存废问题上的激烈交锋。事实上,除了用事实教育大众,科学家们也都不在沉默而是勇敢的站出来,在大众媒体发表文章,在会议上发表演讲,让大众理性的认识基因重组技术危害的可控性,以及可能对医学、农业、环境保护带来的巨大改变。
    
      经过科学界的不懈努力,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终于在1978年年底出台了新的管理条例,取消过于严苛研究限制,结束了转基因研究长达五年的原地踏步。一直处于漩涡中心的科学家伯格用一段充满哲理又意味深长的话总结了这段历史:“我们最终赢得了公众的信任,源于那些正在参与这项工作也最有理由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可以对风险置之不理的科学家们唤起了对这些实验潜在风险的注意;尽管面临前所未有的情形,科学家们自愿呼吁暂停了与他们自身关系紧密的实验本身并自愿承担责任,对这些风险进行了评估和处理,这些是值得赞赏的、富有道德感行为。”
    
      最终科学战胜了恐惧。1980年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结果裁定,由通用电气的一位科学家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发明的一种可降解原油的微生物可以获取专利。这项决定为当时还处于探索阶段的生物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扫清了道路。在此之后转基因技术在医学和农业上的应用突飞猛进,在90年代,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的农作物开始大规模种植。公众对于转基因技术的认识也不断提高,在2012年美国加州公众通过投票否决了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的提案。如今,在美国虽然反对转基因技术的声音虽然一直存在,但基本上已经从主流人群和主流媒体中退出,作为一个言论自由国度观点多样性的标本而存在。从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专赴美国拍摄的长记录片的采访中,我们可以真切的感受到那些被当做专家采访的人的边缘状态。对于美国科学界来说,转基因技术的存废讨论已经是翻过去的一页。
    
      在中国,来自宗教信仰对于民众在转基因问题上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人们的担心来自于对科学的漠不关心和对生命健康的高度关注。中国的科学界没有参与公众话题讨论的传统,科学家们不愿意因此引火烧身。但在媒体话语权普遍被缺乏科学素养的人文知识分子把持的背景下,科学界的缺席必然导致舆论的一边倒。
    
      同时由于政府在决策上向来没有广泛的磋商和沟通机制,导致公众对政府决策程序和目的的怀疑,也从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公众的怀疑意识。对于中国来说转基因研究如果不能从舆论环境上来一次反转,必将影响中国在转基因研究上的进度,丧失在这个领域潜藏的机会。
    
      1980年,是转基因技术产业化的元年。
    
      这一年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裁定,由通用电气的一位科学家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发明的一种可降解原油的微生物可以获取专利。这项决定为当时还处于探索阶段的生物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扫清了道路。在此之前,由于对转基因技术天然的恐惧和大规模的妖魔化,美国政府开始对这一技术的研发设置重重壁垒,众多大公司停止了他们对这一突破性技术的产业化尝试。
    
      在此之前,人们更担心的是核爆炸和化学工业可能带来的生物变异,日本上世纪50年代首创的电影《哥斯拉》被反复翻拍并衍生出《汉江怪物》之类的电影,反应的是人们内心深处对生物变异可能引发灾难的恐惧。如果人类科技发展的意外都可能带来不知道什么样的“怪兽”,那么当人类可以任意的剪辑组合基因顺序,就真的不知道可以搞出什么样的不可预知的结果呢。
    
      实际上,人们在认识自然、掌握科学的过程中,产生这种朴素的担心并不奇怪。本质上,科学就是极少数最聪明的人对绝大多数平庸之辈的超越,就是人类社会中专业分工的最高级结果和日常吃喝拉撒世俗生活的强烈反差,就是那些用实验和数字寻找自然规律的牛人对用修辞和情绪分析社会的意见领袖之间的无声嘲讽。
    
      因此,科学总是会被远离科学的大众所共有传统和愚昧所误解。从布鲁诺被教会烧死,到慈禧太后相信铁路会惊动大清的龙脉都是这种必然矛盾的典型案例。除了担心科学本身,人们还担心谁会掌控科学。一旦科学被狂人、恶魔或者敌人控制,科学也就不再单纯是人们探索自然改变命运的正能量了。中国人现在对转基因的担心,同时交织着这两种情绪。从网络上反转基因群体的反应看,所谓“公知”,通常是因为缺乏科学素养,情绪饱满、逻辑混乱的投入到反转基因的行列中,而所谓的“五毛”则因为把转基因当做是美国人毁坏我经济、颠覆我政权和灭我人种的工具。因此水火不容的两只力量居然在这个问题上坚定的站在了一起。在中国目前民众的科学素养和社会发展阶段下,人们还不习惯于把科学成果和科学成果被滥用分成两个问题来讨论。
    
      然而,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既不取决于教会也不取决于政府,更不取决于大众,而是取决于商业。从十九世纪开始,商业就成为推动人类好奇心前进的最主要动力,而在二十世纪的美国,这种推动作用占据了几乎绝大部分领域。
    
      “有十多家小公司似乎已经制造出用重组DNA过程制成的商业化产品,而且既然最高法院已经裁定在实验室里创造的新的生命形式可以获取专利,进步就可能来的更快一些。”1980年6月29日的《纽约时报》在报道最高法院的这项划时代裁决的同时,也挖掘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小公司,它们中的一些,在若干年之后成长为世界性的领先企业。于大公司瞻前顾后的态度不同,一些商业嗅觉灵敏具有远见卓识的投资人看准了转基因技术未来巨大的商业价值,他们直接找到那些不被理解的科学家们,小心地培植着他们未来的摇钱树。
    
      最典型的案例是基因泰克公司,它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生物技术公司。1975年,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年仅27岁的罗伯特·斯万森嗅到了基因重组技术可能带来的商机。他主动找到DNA重组领域的奠基人赫伯?玻伊尔教授,动员他和自己合伙成立一家基因技术公司。一位乳臭未干的风险投资家和一位大科学家的合作创立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行业。
    
      罗伯特·斯万森麻省理工化学学士学位和商学院MBA的学历背景帮了他的忙,让他能够搞有能力搞明白究竟是谁走在了科学研究的前端,同时也能搞明白谁的研究可能产生商业价值。
    
      斯万森在要求会见玻伊尔的电话里,只要求对方给自己十分钟时间,但见面他们一口气讨论了三个小时。这次见面之后,斯万森就下定了将自己所有的鸡蛋都放一个篮子里去的决心。第一笔投资是斯万森个人省吃俭用省下来的2.6万美元。几个月后斯万森说服了自己的老板,从自己就职的风险投资公司融到了10万美元作为公司研究开发启动经费,投资公司获得了基因泰克25%的股份。又过了9个月,另一家风险资本公司向基因泰克投资85万美元,同样持股25%。与上一次注资相比,每股价格从12.5美分上涨到78美分。而此时基因泰克还没有一个产品问世。
    
      1978年,基因泰克公司成功合成了生长激素抑制素。这一重大突破虽然离商业化依然遥远,但使学术界和企业界对基因泰克刮目相看,风险投资自然纷至沓来。基因泰克第三轮融资,吸引了95万美元投资,但是这家风险资本公司只得到了8.6%的股份。基因泰克的价值不断上涨。最高法院裁决的生效,让基因重组技术的前景一片光明。1980年10月14日,基因泰克公司股票成功IPO并在纳斯达克上市。这是一家还没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产品的公司,这是一家总收入只有900万美元,税前利润仅为30万美元,成立只有四年的小公司,然而它却上市了。基因泰克的股票在上市后的第一个小时,股价就从35美元上涨到88美元,即使在频频创造财富奇迹的纳斯达克,这样的上涨速度都是少见的。实际上,直到1985年,基因泰克公司才真正推出自己的生物医药制品——人体生长素。
    
      风险投资虽然在基因重组产业上有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基因泰克公司内部,科学和科学家仍然被拜访在最尊贵的位置上。一些顶级的科学家在这家公司享有特殊待遇:笑纳最高级别的薪酬却不用承担任何管理职能,公司甚至允许他们花大量时间在非公司项目的研究上。
    
      随着转基因技术在法律层面的障碍消除,一些大公司也开始大举进入到这一研究领域。并将转基因应用从医药领域推进到农业领域。全球农业领域最著名的公司孟山都成为领跑者。1993年,世界上第一种转基因食品——转基因晚熟西红柿正式投放美国市场。这种西红柿耐存储的特性使其货架寿命大大延长。此后,抗虫棉花和玉米、抗除草剂大豆和油菜等10余种转基因植物获准商品化生产并上市销售。
    
      在此之后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和种类急剧增加。1996年,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总面积仅为170万公顷,之后转基因作物面积一直以两位数以上的速度增长。目前全世界有50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开展转基因作物种植或实验。其中,农业生产技术最发达的美国占到了总种植面积的进70%。被商品化的主要转基因作物有大豆、棉花、油菜和玉米四类。从性能上区别上,转基因作物也分为四类:一是可抵御害虫侵害、减少杀虫剂使用的作物;二是抗除草剂作物;三是抗疾病作物;四是营养增强性作物。
    
      解除了法律上的障碍,美国并非对转基因研究和产业化放任自流,而是在一套严格的监管程序下规范其发展。1984年,联邦政府建立了一个跨部委工作小组,其主要工作目标就是确保政府在生物技术产品从实验室到市场这一过程中,对健康与环境安全的影响及后果能够监管。其工作原则是,既要考虑保障健康与环境安全,又不能挫伤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1986年,在该工作小组的建议下,美国联邦政府公布了一个有关生物技术的协调管理框架书。框架书中阐述的联邦政府的结论是:经生物技术改造过的生物体同普通生物体相比,没有根本的区别。因此,对转基因产品的监管不需要专门立法,只需要对其产品进行检验,无需对研究和生产过程进行监管。
    
      在这一管理框架下,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USDA(农业部)和EPA(环境保护局)三家机构,构成了转基因安全性审查的三道防线。USDA是第一道,审查的是一个转基因作物是否会成为超级杂草和新的病原。EPA把守的是第二道防线,他考虑的是种植该转基因作物对当地生态环境可能的影响以及作为食物,对人体健康可能的影响。最后是FDA的第三道防线。FDA关注的是成品食物中是否含有有毒、有害成分或潜在有毒、有害成分。还有该食品成分是否与众不同,是否需要标记,以及怎样标记等。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部门并非中国人理解的部委局,除了行政职能,这些部门本身就是实力雄厚的科研机构。以FDA为例,其在马里兰州的总部拥有近10000名员工,其中大部分员工是科学家。因此,把美国转基因技术和生产的合法化以及迅猛发展说成是一个公司或利益集团游说的结果是无稽之谈。在一个依靠选票来更换领导人的国家,要买通所有的政客和科学家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
    
      商业的促进、政府的规范使转基因技术在美国发展成为巨大的产业。因为对未知的恐惧而拒绝科学上的跟进,这种井底之蛙的阴谋论,除了进一步阻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好处。
    
      转基因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大国遭遇阻击,其实不算一个意外。如果我们回溯到清末,虽然已经被西方列强折腾的奄奄一息,但那个时候,在由皇室、官员、商人、地主构成的社会主流人群中,我泱泱中华帝国物华人杰、皇天后土的观念还是根深蒂固。所以铁路会惊动大清龙脉,摄影会吸人魂魄的说法被普遍接受并不奇怪,现代科学完全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思维范围之外的奇谈怪论、奇技淫巧。
    
      自五四运动,中国主流社会对于现代科学的看法有了一个大逆转,崇尚科学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从北洋军阀到国民政府再到新中国,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永远有水火不容、舞刀弄枪的争论,科学落后是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成为共识,没有谁不把振兴教育、发展科学作为向人民许诺的强国的路径。
    
      在几乎整个20世纪,虽然很多人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并且私下里对祖上传下来的各种陈规陋习、迷信大神儿深信不疑,但表面上都把热烈拥抱科学当成思想进步、紧跟时代的象征。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令全球瞩目的高速增长,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同时伴随而来的拜金主义、成王败寇价值观的风行。民族自信的大幅提升和对现实人心不古的强烈忧虑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反思20世纪以来中国人或明面上或骨子里对西方的膜拜,进而试图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出路。而现代科学由于和西方社会天生的连带性,自然也成为一部分社会主流人群反思和质疑的对象。
    
      这种思想潮流和西方社会一直存在的教会势力、反全球化势力、环保原教旨主义势力结合在一起,使中国反转基因势力的背景、宗旨和行为方式显得缤纷多彩、百花齐放。
    
      在全世界范围内,阴谋论永远是缺乏知识和耐心的普罗大众和不少人文知识分子认识世界最简便而有趣的手段。全世界反转基因斗士们当然不会例外。有阴谋论当然要有假想敌,没有什么比设立一个假想敌更能团结同志鼓舞斗志了。现在中国的反转基因都斗士为自己设立了两个非常强大的假想敌,一个是孟山都公司,另一个是——美利坚合众国。
    
      把孟山都公司作为阴谋论的假想敌是直接从国外继承过来的,原因很简单,迄今为止孟山都公司是转基因最大的获益者。经过美国和欧洲反转基因人士、反战人士、环境保护人士、反全球化人士几十年来共同不懈的努力,孟山都公司终于被塑造成了一家恶贯满盈的公司。
    
      孟山都的第一宗罪是他的出身。孟山都公司在1901年由约翰·奎恩伊创建,他用自己妻子的姓氏“孟山都”(Monsanto)为公司命名。对于孟山都公司为什么这么坏挖掘的最深的一个传说是:约翰最早是个奴隶贩子,靠着从非洲向北美贩卖奴隶和对中国走私鸦片积累了第一桶金。而实际上1865年美国废除奴隶制度时约翰不过6岁,也许这个传说安排在约翰父亲的身上更符合逻辑。这个“出身”版本的广泛流传为各种有关孟山都邪恶传说埋下了伏笔。
    
      在转基因技术推广之前,化工行业是名声最差的行业。目前中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反PX项目运动依然不断的证明人们内心深处对化工行业的恐惧。的确,在人类历史上,由化工企业造成的环境灾难和人道主义灾难不胜枚举,但人们在反对化工厂建在自家门口的时候,也有意无意的忽略掉没有化工工业就没有现代生活的基本。
    
      凑巧的是孟山都的前身就来自这个“臭名昭著”的行业
    
      孟山都发明了糖精,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此为主业。40岁以上的中国人会对糖精带来的那种怪异的甜味有记忆。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人们靠这种化工产品让非常粗糙的玉米窝头变得容易下咽一些。对于如果愿意可以想吃多少白糖就吃多少的的年轻一代来说,糖精是一种听上去就十分让人不快的食品添加剂。孟山都靠干这一行出身,看起来很“LOW”。
    
      孟山都的第二宗罪是环境灾难。1930年代,孟山都开始涉足农药和化肥领域。随着美国农业人口的急剧减少,农业生产规模化,对除草剂和除虫剂需求日益旺盛。1956年,孟山都公司的除草剂“草毒死”和“草克死”面世。除草剂和杀虫剂的大面积使用,大幅提高了粮食单产,减少了人工成本,但随即也带来了明显的环境问题。曾经引发全球环境保护运动的著名著作《寂静的春天》,主要反应的就是这个问题。在越南战争中,美军为了对付游击队,大量使用孟山都生产的除草剂“橙剂”,引发当地的环境灾难和疾病,更让孟山都戴上了战争屠夫的帽子。
    
      而事实上,转基因农作物恰好是为了解决除草剂和杀虫剂污染环境问题而研发的应对方法。为了解决除草剂和杀虫剂带来的环境灾难,孟山都发明了号称无毒的除草剂“草甘膦”并将其命名为“农达”。转基因作物实际上是农达的配套产品。其基本原理是,如果农作物能够很好的抵抗农达的杀伤力,将大大提高农达的效力。孟山都将抗农达基因编辑进普通的大豆的基因中,转基因大豆应运而生。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转基因恰好是为了解决环境问题才发展起来的。美国正是因为大规模使用了转基因种子,才缓解了杀虫剂和除草剂带来的环境问题,“寂静的春天”才又恢复为“喧闹的春天”。否则,如果没有转基因作物,以美国的农业生产模式,美国的春天将依然是“寂静的春天”。
    
      孟山都的第三宗罪是垄断。上世纪90年代,孟山都开始在全球范围收购种子公司。从1995年到1998年间,孟山都公司总共花费80多亿美元,收购至少10家大型种子公司,控制了美国一大半农业种子市场。孟山都被指控利用垄断地位控制印度的棉花种子市场。他们先用优势的转基因棉花种子摧毁传统棉花种子市场,逼迫农民不得不使用高价的转基因种子。高额的种子成本投入,使得农民们面对市场时压力巨大。棉农自杀的案例在印度的棉产地屡见不鲜。孟山都成了谋财害命的刽子手。
    
      公允的说,将由于棉花价格的波动和棉农使用转基因棉花种子的不适应所带来的印度棉农的自杀现象归结在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上是偏颇的。首先,众所周知印度农民在种植转基因棉花之前并不是富裕的农民,事实上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从来都是艰难的。其次,转基因抗虫棉在中国的推广使用极大的提高了中国棉花的产量,大大改善了棉农的生活,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从经济效益来看,种植转基因抗虫棉每亩比对照可平均增产7.5千克皮棉,按10元/千克计,每亩可增收75元;每亩减少农药投入50元、减少人工投入计工费30元,也就是说,推广转基因抗虫棉,每亩可增收节支155元。
    
      一家历史上劣迹斑斑的美国公司通过收买中国政府官员和专家在中国推广转基因并最终垄断中国种子市场,这个看上去逻辑自洽的阴谋论是目前国内反转基因斗士们的最主要的理论基础。
    
      另外一部分反转基因人士则自认为站的更高而看的更远。在他们看来孟山只不过是一只无足轻重的小卒,真正的幕后黑手是美国政府。其耸人听闻的阴谋包括为了控制世界人口总量,通过转基因食物减少有色人种,尤其是黄种人的数量。美国中央情报局是这个计划的执行机构,而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等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通过赞助来收买专家、政府官员和媒体舆论。具体到中国,执行的路径是通过将转基因饲料卖给中国,通过猪肉作用于中国人,使中国人不孕不育。专程赴美拍摄转基因的著名反转斗士前主持人崔老师虽然没有明说,但在其表述中能看到这一说法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科学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等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焦点。美国民众的反智主义倾向抬头,对科学和科学家污名化成为媒体的时髦行为。当老百姓不断被媒体煽动起的恐惧感和他们对科学的无知结合到一起的时候,人们宁愿相信有某种力量正在酝酿更大的阴谋。而此时,必然会有人跳出来借此获取政治上的好处。当时美国麻省剑桥市的市长维路奇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同时坐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城市的这位市长,却在当时变身为一位反转基因的急先锋,以公众利益的名义向科学家们叫板,甚至力图推动禁止转基因研究的法案,最终成为历史的笑柄。
    
      几十年之后,中国社会的反智风潮也有越演越烈的态势。而当来自现代西方的反智思潮加上中国传统的迷信传统再和当代中国的民族意识觉醒混搭在一起,所形成的反转基因力量比起当年的美国更加立体。当媒体精英、社会良心、红色二代们纷纷加入到反转阵营中之后,中国的转基因研究事实上已经受到重大困扰,以至于政府文件中都不再提“转基因”而用敏感度较低的“分子育种技术”取而代之。这种现状如果长时间得不到改变,必将影响到中国生物技术和农业发展的根本利益,使中国措施又一次科技进步的良机,也耽误中国仅有不多的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的机会。

    饶毅:扒铁路保龙脉与反转基因保龙种

    编者按:央视《新闻调查》“追查转基因大米”节目播出后,湖北省即开始铲除农民种植的转基因水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饶毅对此感慨说:应该拍电影,与十九世纪扒铁路媲美:没有录像,后世不会相信有这么愚昧的政府官员。​
           转基因是科学和技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
          但是,少数华人偏执者通过造谣、传谣,将科学技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影响和蒙蔽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重新上演了反科学的闹剧。 ​
         2012年令人担忧,它可能成为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在中国遇到重大危机的一年。大家知道,19世纪火车进入中国的时候,清朝曾有人愚昧到说铁路影响中国的龙脉,鼓动扒铁路、保龙脉。好在那只是一个短暂的、可逆的事件,其后铁道运输为中国的现代化起了很大作用,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很好的服务。 ​
          很多人会以为,中国已经告别了扒铁路的愚昧时代。但近年可以看到,其实,在科学技术已经大量改观了全中国面貌的今天,扒铁路的心态并未完全消失,可以借尸还魂。 ​学会计出身的“电视说话大师”郎咸平,对他毕业的国家经济毫无影响、在他出生的台湾没多少听众、在他工作的香港没有市场,却在中国大陆经常发表各种不负责任的言论,迷惑一批听众。对他丝毫不懂的转基因,也敢于发表欺骗性断言。他说广西大学生精子下降,广西种植了转基因作物,所以,是转基因导致中国人出现生殖问题。广西大学生生殖能力下降就是谣言,只有无耻之徒才敢于在谣言基础上再叠加转基因谣言。这种人竟然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陆畅销,是我国社会的悲哀。 ​
          一些人把传播谣言,变成了好像在保龙脉的神圣事业,说这是美国危害中华民族的阴谋,他们反对转基因是爱国。 ​在一小批人不断坚持造谣、传谣多年后,2012年,主流媒体终于偏向反对转基因,对转基因进行负面报道。所谓“黄金大米”事件,是2012年的一个转折点。 ​
          挑起黄金大米事件的,是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中国代表。绿色和平组织,已经放弃了在美国反对转基因,因为美国民众的科学素质使他们没有市场。这个组织转而在中国反对转基因,他们派遣的华人,一群食洋不化的华人,用黄金大米事件,成功地挑起中国主流媒体对转基因的负面报道。黄金大米,不过是产生维生素的大米,如果没有对转基因的妖魔化,单纯说检验维生素,没有媒体会关心,也不能挑动民众。大米试验经过哪些程序,我们现在不清楚,因为参与的官员和科研人员,都被吓坏了,有些人极力摆脱干系,好像真是在检验毒药,而不是检验维生素。绿色和平组织的这些华人雇员,在转基因事件中,扮演的是“黑色恐怖组织”的作用。希望他们梦醒,不要继续危害中国。 ​在反对转基因的积极分子中,没有一位是分子生物学家,出场的生物学方面的人蒋高明,是做传统学科的。媒体经常说他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外界误以为他是植物所的第一号科学家。其实他只是植物所众多课题组的组长之一,而且在研究所前几年的评估中名列倒数第二,因为他自己的本职工作做不好,频临处理的边缘。蒋高明在所外进行的活动,并不代表植物研究所,更不代表中国科学院。
          ​另一种反转基因的人是逢方舟子必反的人。我不是说方舟子的所有观点都是对的,但在生物学方面,方舟子的文章是严谨的。只是因为逢方必反、而反对转基因的人,是性格严重缺陷。 ​不懂科学的顾秀林等少数固执的人,更不懂转基因,而敢于胡乱批判,辜负了人们对她父亲顾准的尊重。 ​
           还有一些不懂科学的高干子弟,多次给中央写信,以谣言为基础反对转基因,导致各级官员害怕与转基因有关。这种作为是利用他们父辈的影响做他们父辈不耻的事情。 ​还有一些人以为政府支持转基因,在目前对政府不信任的社会风气中,反对政府的作为。他们不能或不敢反对政府做的很多事情,但转基因不是哪个官员的政绩,要反对很容易,所以这些人以反转基因扮演小群民众的英雄,并不是为国家、为民族负责,而是他们在自己不懂的领域出风头。
          ​还有一种人最奇怪。
          乌有之乡之类的极左派号称热爱毛泽东主席。但是,大家都知道,毛主席从来不反对中国发展科学技术,他积极支持中国发展和应用新技术。即使在极左横行的文革期间,中国也推广了一些现代科学和技术,比如无线电,没人说无线电是美国发明专门用来对付中国的工具。 ​我虽然不做转基因食物的应用工作,但知道。我当然敢吃经过批准的转基因食物,如果美国原创黄金大米的公司给我,如果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说其他转基因食物可以用了,我都愿意吃。 ​
          反对转基因的势力,从少数偏执者导致全社会的问题。全国的官员现在多数都很怕和转基因沾边,更不敢批准转基因动植物。 ​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科研人员开始不积极做、不好好做、不敢做转基因的工作。因为即使他们做好了,官员也不敢批准,他们的成果就没有用处。 ​
         美国的转基因研究和产业没有愚昧、偏执和骗子的阻力,会继续快速发展。而我国在不良势力影响下,可能更加落后。如果这样,那么将来我们将更依赖美国的技术和产品。我们的大豆都不如美国的价廉物美,需要大量进口。如果以后还有更多转基因改良的农作物、畜牧产品落后于美国,那么,我们也要从美国进口。那么反转基因的势力最终起到的作用,才是他们贴其他人标签的“卖国”。 ​
         铁路是百年前发展的必需,虽然人们当时就知道其副作用:成本、噪音、污染。但人们很快能做出理智的判断。 ​转基因是一百五十年来生物学发展的最重要技术之一,是现代生物产业的支柱之一。它已经开始改变农作物的生产,进一步的发展将更广泛地改变农业、畜牧业和制药。中国在技术上已经落后,必需急起直追。
         今天中国大豆大量进口,中国大豆在产量、质量和价格上都不如美国。如果中国坚持不研究、不应用先进的转基因技术改善其他农作物的生产,中国势必将大量进口更多的美国生产的、转基因的产品。 ​
          美国领先的技术已经在美国和多个国家推广。中国人,大多数也已经食用美国转基因农作物的产品。造谣美国生产转基因危害中国,是小国岛民式的自作多情。美国迄今没有针对中国设计农作物,美国的转基因是首先自己先应用,自己领先,中国是没有本事自给自足大豆,才被迫进口美国的转基因大豆。 ​
         转基因产品是否有副作用,是可以检验、也应该检验的,而不是不能检验的。有些人故意用龙种的谣言,目的就是说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无法检验,要几千年后检验,这是无稽之谈。没有一种食品经过几千年的检验,要按反转基因只要口头造谣就可以,那可以编造说中国人创造性缺乏是吃多了大米。转基因的安全性与应用的DNA有关,是可以检测和预见的。 ​
         反转基因导致目前的局势,做的人继续做,监管的人不想管,审批的不敢审批。以后,如果美国的转基因种子出现,可以提高作物产量、减低生长成本,中国的农民并不会因为政府没有监管机构而不用,他们将照用,偷偷用。这样,反而无序化。 ​
          转基因应该非政治化,回到科学技术内部。在各级监管机构有适量社会代表,进行理智讨论和规范化,建立监管审核规章制度,促进和保证安全的转基因技术发明、应用,才有益于我国转基因技术研究、推广、应用,使我国不错过一次技术革命,更不能因为一小群极端偏执的人,在缺乏毛泽东、邓小平等权威的官员怕事时代,绑架全社会,导致几十年后中国进一步加大对美国的粮食依赖。 ​
    (根据2012年10月27日星期六下午在“知识中国”颁奖仪式上的发言,修改补充而成)​
                                                                来源:饶毅​
        饶毅​:中国知名生物学家。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前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转基因玉米YES or NO

    据法国《新观察家》19日报道,一批法国科学家经过对小白鼠长达两年的实验,发现这批被转基因玉米喂养的老鼠普遍患上肿瘤和多器官衰竭。 
    
      法国卡昂大学教授塞拉利尼领导的这个团队表示,这批200个实验鼠的食物主要是孟山都公司新推出的一种转基因玉米。本次研究的详细结果将发表在专业期刊上。
    
      据研究者统计,做实验的这批小白鼠普遍患上乳腺癌,并出现肝脏衰竭。50%的雄鼠和70%的雌鼠提前死亡。媒体公布的照片显示出它们身上长着巨大肿瘤。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在欧洲一直饱受争议,尤其是孟山都公司的产品。欧洲各国政府对转基因食品的推广都持谨慎态度。法国总理埃罗20日表示,“假如孟山都产品被证实有危险,法国将在全欧洲层面反对使用”。
    
    转基因玉米:甜脆、饱满、体形优美、头颗粒尾差不多。